傈僳族男子服饰,上身穿一件用10多个麻布丝纽子对排相扣的麻布对襟短农;个别地区男子着长衫,下穿一条大裆麻布裤子,有的头戴瓜皮小帽或以青布包头,或不戴帽而喜蓄一咎发辫缠于脑后。头人及个别富庶人家的男子,则爱在左耳上戴一串大红珊,以表示自家富有,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上享有的荣誉、尊严和地位。大多数男子脚穿自家编织的草鞋或用麻线编织的麻草鞋。特别不可缺少的是,成年男子都要左腰配腰地右腰挂一个用熊等兽皮制成的箭包,用来盛箭,身背导弓,犹如一名武士,给人有一种粗护、洒脱、刚毅、威武的感觉。
傈僳族妇女的服饰又与男子截然不同,它给人的感觉又是美观、大方。妇女习惯在前额打一种人字形状的叠式包头,头缠丈二长的黑布绕子。而年轻妇女的头饰打扮要分三层底为黄色或蓝色,二层用花毛巾,三层为青包布。傈僳族妇女不论老少,都喜爱戴银耳环,手戴镯子,年轻妇女则显示自己年青漂亮,再配戴一些贝壳、银币等装饰品,有的还成串挂于胸前,妇女下身着用火草或白布、青布加工制作的百格裙,裙长及地,走起路来人如在云中,蹲下裙散开,又如人在花中。妇女多数腰系自制的白麻布腰带,带上绣有花、叶图案。脚穿布鞋或胶鞋。这种装束使傈僳妇女行走时长裙摇曳摆动,显得购娜多姿,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使人见之不忘。
1949年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变,傈僳族人民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朴风雅的服饰添进了现代风采,让傈僳族服饰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就象那开放的马樱花,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
潼关县秦岭地区,埋藏有金、银、铅、石墨、大理石、蛭石等多种矿物,分布范围较广,藏量比较丰富。据今发现北宋“崇宁三年”(1104)的矿洞石刻,大约900年前就有民开采金矿石。在潼峪、蒿岔、太峪、东桐峪等峪道都发现有矿洞遗址,仅麻峪就有72孔。历代官府屡禁庶民开采利用。明代17任兵宪都残酷地镇压过矿民。清康熙《潼关卫志》在“乡贤”中记述潼关卫指挥使盛德的镇压矿民情况:“嘉靖二十九年矿寇猖獗,公率兵击之,兵溃,公奋力战,遂为贼害”。《潼关县新志》记述:西潼峪佛头崖下有铜矿,官府曾经开采,因矿苗未成熟而终止。清代还有矿师勘查,立石标记。又载:西南牛角岭有煤矿,民国十年(1921)有人集资开采,因资竭而辍,但不知其是否有煤矿。建国后,1958年“大炼钢铁”时,群众在东桐峪河浪铁砂发现砂金,一度广为流伟。1965年陕西省地质局派出勘探队在本县秦岭山区对矿产资源进行普查,经普查、初查、详查确有金矿石。1972年县筹建开发大理石矿。1975年前后,近山地区社、队集体和个人挖掘蛭石、大理石、蛭石加工等工、副业生产迅速兴起。
在开发大理石、蛭石的基础上,依据地质勘探资料,开发金矿石。1975年筹建潼关县金矿。1976年渭南地区潼关金矿开始筹建,1977年陕西省革委会决定,渭南地区潼关金矿与洛南铬矿合并为陕西省潼关金矿。1979年县金矿因资金、技术不齐,遂移交由陕西省潼关金矿。1984年陕西省潼关金矿改属冶金工业部,分设东桐峪、潼峪矿区,5个坑口,有职工1655人,其技术力量雄厚,机械化设备较为齐全,日产原矿石500吨,为国家定点的国营中型黄金矿山企业。1985年生产黄金1.61万两,实现利润206万元。同年,县筹建李家金矿,1986年筹建县小口金矿,到1989年两矿分别年产黄金2617.38两和5554.25两。同时,冶金部潼关金矿的东桐峪矿区,改设东桐峪金矿,隶冶金部。随着国家矿山建设的发展,集体和个人采矿选炼黄金的浪潮迎风而起。1979年李家村公社马峰峪口大队第三生产队成立采矿队以后,陕西省冶金局多次催促兴办采金队,县社队企业局已派员驻队指导,沿山社、队采矿陆续成立。到1985年全县有规模不一、技术设备不等的采矿队80多个。1981年太要公社成立黄金冶炼厂后,到1985年全县有黄金冶炼厂13家。原来开采矿石远销外地,年采矿石2450多吨,1980年折合年产黄金2152两,白银1397两,铅20吨,总产值26万多元。此后,进行自采自炼。到1985年生产黄金1.0万多两,白银2.35万多两,铅400多吨,总产值583万元,跨入全国生产黄金万两县行列。群众家庭氰化池、混汞碾、小球磨、氰化池772个。全县本年生产黄金突破3万两,每人平均1两以上。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本应采取保护性的开采措施,但在“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思想指导下,导致管理失控,尽管多次整顿,而小球磨、小氰化池、小混汞碾等群众性的“三小”提金时隐时现。倒卖坑口,0黄金,污染环境,影响国家生产,危害社会治安的事个屡次有发生。1989年冬中央关于黄金生产采取保护性的开采措施,发展国营,限制集体,取缔个体,清理联办,黄金生产秩序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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